在茅山革命老区，有一个名字被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她，就是金坛著名的拥军模范“小红妈”。

“小红妈”名叫王吉娣，因她唯一的儿子叫“小红”，大家都亲昵地叫她“小红妈”。小红妈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她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充满热爱。 

1938年新四军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深入村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战地服务团住进她家，苏南区党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章蕴也在她家住了将近一年。“小红妈”与章蕴同床共铺，听她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革命热情更加高涨。这之后，小红妈还接待过江渭清、陈丕显、谭震林、曾山、吴仲超等负责同志。

小红妈家单门独户，坐落在一个四面环水的芦苇墩上。屋后是小溪，屋东是宽阔的河道，直通天荒湖，南面芦苇环绕。遇有情况，只要把独木桥抽掉，便与外界断绝了交通。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小红妈每天晚上都要把独木桥抽掉，用家里唯一的大木桶作船渡河。无论是半夜三更还是刮风下雨，只要同志们喊一声“小红妈，摆渡呵!”她马上出门撑船接回，从未发生意外。

对新四军，小红妈有一颗慈母般的心。深夜回来的同志，她总是烧好热水，让他们洗脸烫脚；冬天用铜脚炉烘热被子，热天为他们驱赶蚊子；看到淋雨受寒的战士，立即烧好热腾腾的姜汤端上，把淋湿的衣服一件件烘干。为了让同志们吃得好一点，她煮面条，摊面饼，烧芋头菜粥，蒸糯米饭，常变花式；除拿出自己种的蔬菜，自养的家禽、鸡鸭蛋外，还经常让丈夫徐明富下湖捕鱼捉虾，改善伙食。大家常对小红妈开玩笑地说：“你把我们养得太胖，跑不动路，打不好仗，是要找你算帐的。”有时来的人多了，小红妈头遍鸡叫就起身忙着烧饭，手脚不停，直到天黑，成天都是乐呵呵的。 

1939年春，建昌圩兵工厂的一个女同志叫路璞，被手榴弹炸得浑身血肉模糊，伤势非常严重，送来请小红妈照料。她每天替路璞清洗伤口、换药膏、喂药。除每天让小路吃一个鸡蛋外，她还下湖捕鱼烧汤给她喝。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护理，路璞伤愈归队。临别那天，路璞热泪盈眶，喊着“妈妈”不肯放手。

1940年的冬天，江渭清四岁的儿子江小林，被组织安排由上海送到小红妈家里抚养。小红妈毫不犹豫地说：“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只要我活着，就决不会亏待他。”小林生了一身脓疱疮，她不怕脏，不怕传染，找来野菊花、桃树枝加盐煮水，替小林擦洗，用土方配制药，天天为小林敷擦。两个月后，小林的脓疱疮逐渐结痂转好。生活条件差，不能天天吃饭，她就用布包米放在粥锅里煮，熟后捞起来给小林吃，叫“糊粥拖饭”。她对老伴说：“我们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孩子的爸妈把孩子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决不能辜负他们。”当江渭清夫妇带领部队进驻建昌后拔模村时，小红妈驮着小林去见江渭清。江渭清见到自己的孩子脸色红润，又胖又结实，激动地连声称谢。

小红妈热心照顾新四军的事迹数不胜数，小红妈也深受新四军指战员的信任和爱戴。新四军的军需、弹药等有时托小红妈保管，小红妈也都出色完成任务，从来没出过问题。1942年农历正月十九日，附近庄上出了个叛徒，领着一个排的伪军包围了她家。伪军拷打徐明富，把小红妈五花大绑捆在树上，先要他俩交出为新四军保藏的东西，遭到严辞拒绝，伪军就把徐明富抓进延陵据点，把小红妈送到九里据点。飞蛾吊、老虎凳、灌辣椒水……敌人对他俩用尽毒刑，逼他们交出交通站的接头人，交出茅山地委的联络点。但她横下一条心：“要死死一人，决不拉瓜牵藤!”小红妈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房子三次被毁，丈夫被敌人拷打致死，而她仍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追随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上，小红妈被邀请到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虽然当年的小红妈已经故去，但小红妈精神却始终激励着我们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