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崛起于北宋晚期，1115年建国。前后历经十帝一百二十年，鼎盛时期曾一度统治大半个中国，并与南宋长期对峙。金、宋之间，既有战争对立，更多的是和平相处，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女真人与其他兄弟民族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铜镜为例，在女真族建立的金代，铜镜虽有不少是模仿前代做工，但在工艺手段、审美特色上，也处处彰显着时代特色，显示了女真民族特有的内涵魅力。本文选取山东博物馆藏的几枚铜镜，简介如下。
       1. 金大定通宝钱纹铜镜两枚。两枚镜子形制基本相同。图示的这枚为山东新泰出土，涝坡村刘实兴捐献，1994年入藏。圆形，直径11.93厘米，重205克。镜面光素，镜中心为一桥钮，桥钮外饰一周连珠纹。五枚圆形方孔“大定通宝”与五朵宝相花相间环列，外围以一周连珠纹相呼应。素卷缘。“大定通宝”钱纹，楷体书写，钱文工整。
       另一枚直径12厘米，重191克。前齐鲁大学移交，省文管会接收，1953年入藏。

       2. 金承安四年铜镜两枚。两枚镜子形制基本相同。图示的这枚为山东省文管会移交，1953年入藏。素缘，镜体轻薄，边缘上卷，直径8.8厘米，重100克。圆形，圆钮，一周凸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个区。内区饰浮雕四兽同向绕镜钮奔驰，其间点缀葡萄；外圈为：“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花押一），提控运司高（花押一）”铭文题记。
       另一枚直径8.8厘米，重105克，为山东出土，前齐鲁大学移交，1953年入藏。


       3. 金达摩渡海铜镜。德县出土，1955年入藏。直径13.8厘米，重452克。圆形，圆钮，边为外向连弧。镜背海浪翻滚，钮右侧达摩秃顶，宽额，粗眉，耳硕大，身披袈裟，脚踏一物，在汹涌澎湃的海中踏浪前行，海风吹起了他的斗笠，他忙伸手去抓；钮左侧海浪里一片云雾升腾起一座庙宇状建筑物。镜缘处刻划有“大兴县官（花押一）”题记。
       4.金吴牛望月铜镜。山东省文管会移交，1953年入藏。直径17.5厘米，重1293克。圆形，圆钮，钮外波涛起伏，天上流云托一弯新月，烟云映带，祥云缭绕，下部岸边花草丛中，卧有一头长尾、颈系飘带的牛，在翘首望月。钮两侧各有一仙女飞跃在浩渺的水面上，双手托宝盘、灵芝等物。镜缘刻划有“泰和四年”等题记。
       以上铜镜，是山东博物馆收藏铜镜的一部分。金代铜镜，形式多样，纹饰精美。两枚大定通宝钱纹铜镜，图案别致，工艺简洁，立体感十足。大定是金世宗完颜雍（1161年─1189年）的年号。大定年间是金朝中兴时期，经过金世宗的改革，社会出现了少有的安定局面。这两枚铜镜不但彰显着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以年号钱纹做铜镜的图案，在中国铜镜史上也比较罕见。
       金代时期，铜矿资源紧缺，再加上统治阶级为防民众反叛，所以实行严厉的“铜禁”政策。当时，各处手工业作坊必须经过官府专门部门批准签押后才能使用铜。铜镜一般由官府铸造，并在镜背边缘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即使是民间原有的铜镜，一般也须官府检验刻字方可使用。最完备的刻字包括铸镜的时间；检验该铜镜的路、府、州、县等名称，铸镜官府名称、官衔、姓氏；标明铜镜重量；末尾有花押。像承安四年的兽纹铜镜，就有“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花押一），提控运司高（花押一）”的印记。承安，是金章宗（公元1168-1208年）的年号，承安四年为公元1199年，上元日为正月十五日。德县出土的圆形达摩渡海铜镜。镜缘处刻划“大兴县官（花押一）”题记，显然也为金代官方所铸。金代前期，这种由官府监造，并有花押的纪年铜镜在当时比较流行，它们是铜禁政策的真实记录，更是宋金军事对峙的缩影，也成为当代鉴定金代铜镜重要的特点。在人物故事镜方面，吴牛望月镜构图满而不塞，画面祥和静谧，富有诗情画意，象征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