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游丝毛雕”是后人对古人琢玉技法的一种说法，它特指对春秋晚期经战国至汉代中早期玉器的雕刻工艺，代表着当时玉工的最高水平。“游丝毛雕”的工艺命名源自清代《绘事雕虫》：“游丝描者，笔尖遒劲，宛如曹衣，最高古也”。
       “游丝毛雕”不仅是种技法，也是种时代风格，它代表着主流的审美取向和社会流行文化的艺术特点，这个时代应该是专属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早期这一时间段。
       所谓雕而非陀琢，“游丝毛雕”就需要具备几点前提条件：必须是硬物刻划，非机械砣具工具；作用对象必须是玉石器；纹饰必须是繁密、精美，有历史时期或板块文化特色；
       沟槽光洁者为坨工所至，有毛刺的阴刻线为工具刻划而成。
       现代民间习惯上将早期玉器称之为高古玉，线条是表现玉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早期出土的玉器装饰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劲挺流畅，有的细如发丝，有的精细到令人不敢相信的程度。
       新石器文化时期玉器纹饰南方以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为代表，其精美细致工整规范而闻名中外，北方则以龙山文化为代表。这两种主要都是以浅浮雕及细阴线琢刻两种技法雕琢，因雕琢时所用力不均导致深浅不一的痕迹，阴线线条细于发丝，除了部分眼睛为管钻工艺，其余都是非陀具所致，应为硬物刻划，常见于玉琮、玉钺等器型上，开启了南方玉雕纹饰工艺细工细琢之先河，其玉器纹饰线条有的细如发丝，鬼斧神工，令人称绝。这些纹饰即使使用青铜、合金一类金属刀具也很难刻动，因为青铜和合金的硬度都小于玉。以前有人推测可能是用鲨鱼牙或用火烤玉器表面以降低雕刻硬度等方法，但都缺乏实据。新石器这一时期不同文化地区雕琢玉石所用的工具和方式可能各有不同，以目前考古出土来看，各个文化区域对玉器纹饰加工的工具主要是以硬度较高的各类细石器装在骨柄、木柄等载体上制作成雕琢工具，这些细石器材质多以莫氏硬度7左右的玛瑙、石英等硬度高的细石制作，器身较小，长宽都在3厘米以内，器表有多次打击修理的痕迹，大多有锋利的尖部或弧状的刃部，可对玉料表面进行浅阴直线或曲线的刻划，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良渚艺人应是所有玉雕技法的先行者之一，阴刻、浅浮雕、圆雕、拉丝、打孔、抛光，都有独特的工艺流程与操作技巧，并从加工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渐成熟，影响和发展了其他文化的玉器制作。所以良渚玉器与春秋、战汉玉器的刀法应该有承续性，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良渚玉器纹饰中出现的近似毛雕刀法应该只是因为当时技法和工具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因为良渚玉器上并没有表现出汉代游丝毛雕独具的时代特征——最重要的特征便体现在“游”字——良渚的细阴线以短直线为主，没有游动飘逸的独特神韵，因而不能简单的说“游丝毛雕”可以追溯到良渚。这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由于资料和旁证的原因，不作定论。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游丝毛雕”技法之雏形见于春秋晚期，但当时线纹之长度及连贯性尚不及战汉，主要用来构成矩形陶索纹、网格纹以填补每组单位浮雕图案间的空白之处。在春秋晚期的细工玉器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工艺痕迹，应该属于极细微的、相互似连非连的浅砣工艺，良渚的阴刻线条属于精细的划刻、线刻和管钻工艺。
       汉代玉器纹饰中最典型的刻画线条就是汉代刚卯上的文字。特点是：细、浅、重复刻画，且因刻画困难，尽量将文字简化。春秋战国时代玉器继承了南良渚、北龙山文化时期玉器的传统，汉代玉器又继承春秋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并各自有所变化发展。
       良渚玉器与战汉玉器之间虽然是没有直接关系，可工艺都是有共性的，由于都是硬物刻划有断续的浅阴刻线，良渚玉器与战汉玉器在断续的浅阴刻线技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有推测开创玉器“游丝毛雕”工艺的鼻祖应是良渚文化先人的说法。该说法是否成立呢？目前有很多争议，最初提出“游丝毛雕”，是因时代和信息的局限性，把“游丝毛雕”约定成汉代经典工艺之一也无可厚非，世人形成专属的定式思维也在情理之中。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以及科学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不断发布，新信息刷新老观点的案例比比皆是。良诸文化比汉文化早2000多年，既然都是非陀硬物刻划，其文饰的精密、精美，良诸丝毫不逊汉代，为什么就不能将“游丝毛雕”单纯当作一种工艺特征呢？在这方面良渚古人的确对后代的玉器加工工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人曰：“人能置身伏游闲暇之地，留心学问之中，得事物之本末终始，而后应物，大失大小，轻重之宜，经权之用，乃能即物道。学以聚之，物以辨之，其进有不可量矣。”这正是古人将自己对事物的理解诠释在器物纹饰之中。